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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文化精神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这种精神也正是《周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荀子》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秦汉雕塑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强烈的开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写照。它继承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注重人力，与自然抗争的崇高精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民族注重对自然的征服、改造，中华民族则表现为与自然的顺应、融合。这种说法也许适合某些时代，但至少不适合先秦和秦汉时代的中华民族。如果沿着秦汉文化精神中的阳刚之气追溯下去，就会发现早在远古神话里就体现出了我们民族在早期的那种大气磅礴，与自然抗争以求生存的文化精神，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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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化精神，就是先秦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的延续。据说秦始皇南巡衡山，舟行至湘山遭遇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显示皇帝的威力，秦始皇这种不畏天命、敢于向神灵挑战的精神正是雄伟的万里长城、阿房宫、十二金铜巨像、力士孟贲像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排列齐整、声威雄壮的秦陵俑马所要表现的精神。汉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苍劲的诗句表明汉代文化精神就是在这种激越、高亢的基调里行进的。汉初曾一度流行所谓“黄老之学”，但这种主柔守雌的思想并非汉代统治者的真意，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权宜之计，“无为”是策略，为的是大有所为。汉武帝开始，羽翼丰满、国力强盛于是便抗击匈奴、交通西域，创立了不朽业绩。“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汉的文化精神与雕塑风格达到了高度和谐，二者相得益彰。雕塑艺术以力量、气势、体积恰当地表现了这个征服自然、征服物质世界、开拓空间、占据空间的时代。这种合谐是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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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雕塑由秦汉时代统一的阳刚之美的风格分裂为两大风格，这两大风格如果从地域着眼可以分为南方风格与北方风格，其文化内涵则是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风格，表现在当时最主要的佛教雕塑上是“秀骨清相”与“大丈夫之相”的分别。探索这一时期风格分裂的原因还必须联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看。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西晋王朝覆灭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部中国成了游牧部族争逐、混战的场所，南部中国则由逃亡到江南的贵族官僚建立起偏安南方的王朝，大批有高才实学、博通经史的文人学士避乱江南，对南朝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对南朝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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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秦汉时期人们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来的是慷慨激昂、努力奋发、以图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南朝时期则以任其自然、隐匿山林、蔑视礼教法度、崇尚虚静无为、讲玄清谈为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哲学在以征服外界环境，以发展生产，重视世俗生活为特点的秦汉时期显不出多少影响，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民族原有的刚健有为的精神在南朝减弱了，显得阴柔有余而刚健不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谈到，南朝士大夫搽粉涂胭脂，香料熏衣，肉柔骨脆，景侯作乱时，着罗绮，抱金玉，伏床边等死。县官老爷看见驴子也心惊肉跳，说是老虎，这与《史记·游侠列传》中秦汉时代的英武刚健的儒生形象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一时期在雕塑中出现的“秀骨清相”的风格从艺术上看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它意味着民族感性心理的丰富。